中国原始人类满意的栖息地模式

在经历了1000多万年非洲热带疏树草原（森林草原）的选择磨炼后，大概在更新世早期（距今约300万年左右），人类祖先便带着他们作为直立人的生理和心理特质，出现在欧亚大陆。出现在中国大地的直立人一开始便置身于复杂的地形之中，从中国大地上目前已发现的原始人类遗址来看，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大多集中分布在中国的三大自然地理区——即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边缘过渡带（《中国文明史》）。这些过渡地带山峦起伏，河谷纵横，景观类型最为丰富多样，为中国原始人类提供了多种可资选择的栖息地。通过下面中国原始人长期生活过的典型栖息地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中国原始人满意栖息地的结构特征，这里所谓的“满意”是指在当时可供选择的栖息地中，某一选择是最接近理想模式的。所以，从这些典型的、满意栖息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原始人类心目中的理想栖息地模式，同时也可透视出由于对这些满意而又不尽理想的栖息地的适应而遗传给后代，甚至现代人的理想模式。

元谋猿人（早期直立阶段，距今约170万年）栖息地的整体景观结构：

栖息地位于元谋盆地，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7公里，化石发现地在盆地东山山麓的小山丘上，相对高度4米，面积仅320平方米。山丘附近地势较高，相对高度150米左右，整个地势由东往西南及西北倾斜。盆地西南侧为蚌河，它经龙川江汇入金沙江。

蓝田猿人（早期直立阶段，距今约100万年）栖息地的整体景观结构：

栖息地为灞河谷地，位于关中盆地的东南隅，东南侧为高峻的秦岭山地，南北两侧皆为陡峭的黄土塬。化石产地为一紧贴秦岭北麓的带状岗垅，前缘高出河床约100米，濒临灞河，灞河东南端深入秦岭山地，西北端通向渭河地堑平原。

北京猿人（直立人阶段，距今约20—70万年）栖息地的整体景观结构：

栖息地在周口店一带，位于华北大平原西北侧的角落中，西北依连绵的高山，东北为起伏的小山丘，南及东南为缓缓南倾的华北大平原，在西北侧山麓的龙骨山前有一相对独立的小山丘，其上有龙骨洞，这便是猿人居住的直接生境，山丘相对高度约70米，濒临坝儿河，俯控大平原之一隅；坝儿河经琉璃河与永定河——桑干河走廊相连。

马坝人（早期智人阶段，距今约10万年）栖息地的整体景观结构：

栖息地位于广东马坝滑石山一盆地之中，其洞穴所在地狮子山是一石灰岩孤峰，高60—70米，四周低山环抱，马坝河蜿蜒于盆地之中，后与北江相连，洞穴俯瞰盆地和周围之沼泽地。

小南海文化（距今1．3—2．5万年）栖息地的整体景观结构：

小南海遗址距安阳城西25公里，位于太行山与华北平原过渡带，西侧为太行山脉，东为华北平原，原始人洞穴在山前丘陵盆地之中，坐落于北楼顶山之半腰，背西向东，俯临山间小盆地，盆地面积约3平方公里，沿万泉河经一狭口后与华北大平原相连。

山顶洞人（晚期智人阶段，距今约1万年）栖息地的整体景观结构：

与北京猿人的景观相同。

不难发现，中国原始人类的满意栖息地及其所表达的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模式之间具有明显相似的结构特征。基于我们关于原始人类对庇护、狩猎、空间辨析和探索及护域等行为的讨论，我们分析一下上述满意栖息地景观结构的主要生态功能：

典型的中国原始人类满意栖息地都地处山间盆地，或河谷，或平原之角隅，都具有一种围合特征。空间尺度都在一定范围之内，视觉上构成一个具有很强整体感的景观单元，这便是原始人正常采猎活动区。这样一个相对均相、尺度适宜的整合空间，对原始人类来说具有一系列生态意义和效应：

第一，有研究表明，人类个体间相互合作的最佳字数是5＋2，这个数字被称为魔数，原始人类合作狩猎一般以5人最普遍（Geist，1978）。群居的原始人类一般有10—12个成年人组成群体，连同未成年人，共约20—25人。显然一个5人左右的合作群体在空旷无界的草原上进行围猎、庇护和捍域都不是一个易事。对于前者，他们必须防止猎物从任何一个方向逃走，而对于后两者，他们需要防止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攻击。而一个以山崖为屏障的围合或近围合的空间，显然使上述行为都容易多了。

第二，人类一开始就缺乏远足的能力。一般正常活动都是在以营址或洞穴为中心、半径为10公里的范围内。超过这一距离，其远足所耗能量就有可能超过猎采所获能量，猎采活动是不经济的。而无论什么地区、什么气候和资源构成，这样尺度的猎采领地内，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均在25人左右（潘纪一，1988）。所以在这样尺度下的一个围合空间，是与原始人类的资源需求、护域能力、空间运动能力以及最佳合作群体的大小一致的。这种尺度效应具有永恒的意义。

第三，如上段所述，人类的空间辨识能力是极有限的，一个边界明确、尺度有限的围合空间，可以使人类的猎采活动在一个熟悉的、边界明确、而生态关系相对确定的空间内进行。边界天际线起伏的山峦和造型地貌成为猎采者确定自己方位的参照，走出这个参照，就有可能迷途在外，成为肉食者的腹中之物。

第四，一个占领了的围合空间本身会给闯入者一种不安感，不但因为闯入者有可能随时遭到领主的攻击，而且一旦闯入，它就很难逃脱。所以，同是一个围合空间，占有者和初次闯入者会有完全不同的景观感受。

第五，一个围合的盆地或河谷具有良好的小气候，这对资源的丰富性和再生能力，以及原始人类维持自身的生理代谢平衡都是极有利的。

上述各典型的栖息地都具有一种“边缘”特征，它们处在各个生态系统的边缘地带，如山地、平原、盆地、河谷之间的交错带。原始人生活的直接生境——洞穴，也以占据山缘为特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边缘效应”。

首先，由于边缘地段上温湿度及土壤特性的明显过渡性特征，导致了区系复杂、类型丰富的过渡性植被的出现，因而也是多种食草性动物的集中分布区。这就为原始人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第二，地理景观上的边缘地带往往是动物迁徙的必经之地，如食草动物随季节变化而进行的山地与平原之间的迁徙，以及由于每一动物对多种生态系统需求而进行的迁徙等，这也为狩猎提供更多的机会，是伏击狩猎的好场所。

第三，边缘地带具有“望——庇护”的便利性，这对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的原始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人必须时刻观察并能及时发现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攻击性敌人的动向和猎物的行踪，同时，由于人类视域的局限性，他必须确定其看不见的背后是安全可靠的，并能根据情况进行有效的攻击或逃避。背依崇山俯临平原的山麓正是“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易攻易走的最佳地形。

第四，各种景观的边界带所造成的景观异质性对空间辨析具有重要意义。

除上述的围合结构及背山临水构成了整体上的隔离景观以外，中国原始人类的直接生境——洞穴及其附近的隔离更显得重要，它必须是绝对安全的。所以，直接生境并不在大山上，当然也不在空旷的平原上，而是在临近大山而又相对独立的小山丘上或孤山上，高度和面积都较小。这种景观特征有以下几方面的效应：

第一，在这样的尺度范围内，任何潜在的危险都是可以被排除的。

第二，尽管直接生境相对于栖息地边界的围合地形结构低得多，但在栖息地范围内又占据制高点，可视控全局，具有居高临下的进攻战略优势。

第三，这种相对独立的并与基相景观形成大小、形体对比的地貌单元（如同孤立树和造型岩体成为主要的空间标识物），是原始人类空间认知图式中的重要结点。

满意的围合空间并不是绝对封闭的，它们都留有一些与外界联系的豁口，这些豁口常沿河流、山谷延伸而形成走廊。这种景观结构有以下几方面的效应：

首先，豁口和廊道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内外交流通道，是物种空间运动的必经之地，具有最高的资源密度、最丰富的种类，因而是猎采，特别是埋伏狩猎的最佳场所。在干旱季节，豁口（水口）和走廊可能成为唯一有水源和鲜嫩植物的地方。一条由动物踩踏出来的穿越茅草或灌丛的走廊，还预示着水源和猎物本身。

第二，它们是捍域的关键所在，具有一夫当关之战略优势。在这方面，走廊的功能是对豁口防护战略优势的强化，它使入侵者在更长的地段和时间内处于战略上的劣势。一旦入侵者突破豁口和走廊，护域将变得十分困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豁口和走廊控制权之得失，决定着栖息地的命运。

第三，豁口的占有者可以保证在“偷看”别人的同时而不被别人所看到，在保持自身栖息地或庇护所的神秘性的同时，了解外界的动向，从而为进攻或防护做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栖息地的豁口结构正如现代城市居民房门上的探视孔。

第四，豁口和走廊是原始人类部落探索和开拓新空间的通道，当部落人口增加或资源枯竭时，部落就可以通过豁口或沿走廊向新的栖息地扩散，从而保证了部落的延续和发展。如北京猿人就曾几度放弃龙骨山一带的栖息地，很有可能是沿着永定河——桑干河山谷走廊，进入河北及山西的山间盆地的（贾兰坡，黄慰文，1984）。

第五，走廊或豁口不仅仅是通道或出入口，它们也是空间辨析的基本结构。它们可以使原始人在猎采活动或迁徙中不会迷途，它联结着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空间认知图式中关键的结点和联结线。

总之，豁口和走廊在不牺牲领主自身的空间运动和探索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了围合结构的种种效应，是物质、能量和物种流动的高密集场所，并在空间辨析和捍域行为中，具有关键的作用。

可见，中国原始人类满意的栖息地具有多种生态效应，其景观结构使原始人处在庇护、猎采、空间的辨识、探索和开拓新空间以及捍域的战略优势。能否成功地选择具有这些生态效应的栖息地，成为人类进化和发展的一种选择压力。自然选择和经验遗传，使原始人类的这种能力永恒地保存在生物基因之上。当中华民族进入农耕社会以后，这种在猎采生活中进化发展而来的心理能力，在许多情况下已失去其原有的生态学上的功利意义，但它却在人们的景观认知过程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对景观结构特征的吉凶感应，由于这种潜意识支配下的景观吉凶感应并不能或至少不能完全地用现实的、功利的逻辑关系去解释，因而带有很大的神秘性。而正是它，构成了中国人景观吉凶意识的最基本的深层结构。

如果我们将中国原始人类满意的栖息地与其他理想景观模式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构现象。事实上，就在马坝人栖息地中的狮子岩孤峰上，穴藏着一座“招隐”寺，竟是禅宗六祖到南华漕溪建寺之前隐居坐禅之所。小南海文化产地的长春观（始建于唐代）之选址也同样重叠了原始人的栖息地。这不是偶然的，经验遗传已将一个理想的栖息地模式牢牢地构筑在中国人的生物基因之上。